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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德庸:我只是「城市病」的旁觀者

2012年04月14日 人物心理學 暫無評論 閱讀 39 ℃ 次

 

在“城市病”氾濫的時代,朱德庸試圖做一個旁觀主義者。他在自己與外界之間豎立起一堵透明的牆,一面是他固執存有的自我,一面是神經官能症患者們。

去年6月21日,北京,東方先鋒劇場。台灣漫畫家朱德庸坐在小劇場的第一排,看著舞台上一幫身著五顏六色服裝,髮型也和漫畫人物類似的年輕人變換著音調,將他的漫畫新作《大家都有病》的部分內容現場演繹出來。

朱德庸和觀眾一起鼓掌,也時不時和坐在一邊的嘉賓余華耳語幾句——這是他的新書在北京的首髮式,也是將在年底上演、由田沁鑫改編的同名多媒體音樂話劇的一次預演。“早就看出來他有病了。”面對觀眾談到老朋友朱德庸,余華如此說。

朱德庸笑著用新書的名字做了回應:其實大家都有病。在這本漫畫新作《大家都有病》裡,會看到刷卡成癮的女郎、相約自殺的三兄弟、人格多重分裂的男子……還有患憂鬱症、強迫症、恐懼症的多種人,這些“病人”被幽默地以線條勾勒出來。

朱德庸筆下勾畫的這些“城市病”,對應到醫學裡,則是很專業的一個詞彙:神經官能症。 

 在自閉的世界,觀察外界的荒謬


其實,余華的話並非調侃,朱德庸自己的“病”比他筆下的人有過之而無不及。

他從小就有自閉症,“沒有辦法跟別人交流”。他喜歡畫畫,從4歲開始,畫畫是惟一能讓他鬆弛的方式。在學校裡畫,書上、本上,所有空白的地方,都被他畫得滿滿的。回到家裡,也是畫畫,外面的世界沒法呆下去,惟一的辦法就是回到自己的世界。

在學校裡受了哪個老師的打擊,敢怒不敢言,一回到家裡就畫,狠狠地畫,讓老師“死”得非常慘,然後自己心情就會大好。父母為朱德庸傷透了腦筋,也吃了很多苦頭,但他們從不給孩子壓力,一直聽任他自由發展。爸爸會經常裁好白紙,整整齊齊釘起來,給年幼的朱德庸做畫本。

大概是因為和周圍的人沒有交流,朱德庸觀察人不會只相信自己眼睛看到的東西,常常是對看到的東西做反方向思考。

他說到一個有趣的例子,路上看到一個公務員道貌岸然地走過來,他會想:“如果這時候我突然跳上去,‘啪’給他一巴掌,他會怎麼樣?一下子愣在那裡呢還是發了瘋一樣狂怒?總之,他的反應不會像我眼睛裡看到的一樣。”

有段時間,台北路上的行人總會看到一個自顧自笑的奇怪男孩。“我是成長在一個閉塞的世界裡面,我的世界和外界是隔離的,還好我的世界是一個透明的牆,而不是一個磚牆。”

這對他能夠成為後來的朱德庸來說很重要。透過透明的玻璃牆,他可以安靜地做一個旁觀者,沒有人打擾,即使自閉,依然可以用眼睛和大腦,觀察思考這個世界的荒謬。“自閉的好處是我可以往外看,但外面的東西進不到我這裡,所以我一直可以用旁觀的眼光去看很多很多的事情。”他說,如果沒有一個圍牆把他擋住的話,他可能也畫不出這些畫來。

這大概是他諸多的經典語錄構思的來源,也可能是他被朋友說“有病”的原因——聽起來就像是他筆下的小孩子在跟你描述他的“特異功能”。

除了自閉症,成年以後朱德庸還發現自己有識字障礙,“我眼睛看到的字和大腦找到的是不一樣的字。”這個“病症”,還是結婚後他和太太經常交流時候才發現的,因為有幾次,按他說的路線和方向,他太太從來都找不對地方。

後來查資料才發現識字障礙其實很多名人都有,比如新加坡資政李光耀,美國前總統柯林頓,還有好萊塢明星湯姆·克魯斯等等。知道這個之後,朱德庸不擔心了。

“慢哲學”生活,“自由就是我有權利選擇慾望”


朱德庸手裡拿著一個漆都掉光了的手機,據說已經用了6年,看不出型號。不用筆電,為了在外地還能上微博,去年買了個3G新手機搭配使用。他此前用的一輛汽車,也用了11年。

反潮流,反時尚,反消費主義,不管是在作品裡,還是在現實生活中,朱德庸都在努力宣揚他的“慢哲學”。

每天八點鐘起來,吃早飯,看報紙,差不多九點鐘坐到書桌面前,開始想要畫些什麼,然後畫一會兒。等太太起床後,就陪她看電視吃早餐,他的工作時間就此停止。每天花在畫畫上的時間,也就兩三個小時,這已經是極限。

“對我來講,我基本的慾望如果都滿足了,那剩下的慾望是我有權利選擇的。當我有權利選擇慾望的時候,我就自由了。”朱德庸並不認為自己的意見多麼重要,只是想讓大家聽聽另外一個聲音。

朱德庸的漫畫新作《大家都有病》裡,描述了憂鬱症、強迫症、恐懼症等多種現代人的“城市病”。

標籤:【朱德庸】【大家都有病】【城市病】【神經官能症】【自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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