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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狠,已成中國人的社會性格?

2017年05月05日 人格心理學 暫無評論 閱讀 8 ℃ 次

如果讓一群叢林中的原始人,到中國的“血汗工廠”裡當廉價勞動力,“血汗工廠”能否正常運行下去,實在很難想像。同樣,習慣了“民主是一種生活方式”的一群人,能否沒有心理障礙地在一個民主只寫在紙上的社會裡生活,也不無疑問。任何一個社會,任何一種制度的運作,都需要一個心理和性格的基礎,自從20世紀30年代弗洛伊德捅破了這點後,這就不是什麼秘密了。

原始人、生活在民主社會中的人們,之所以不適應“血汗工廠”的生產生活方式,不適應集權或專制的社會,就在於他們的心理模式、性格,和後者需要的心理和性格基礎對不上號,更準備地說,是他們不具有後者所要求的那種社會性格:守紀律、服從、對金錢或消費有慾望、奴性、盲目的認同。

當然,人們可以適應於任何的社會和制度,無論這個社會和制度多麼壞,多麼狠。但前提是必須對他們進行“規訓”,改變他們,培養出他們另外的社會性格。而且,結果是可以想到的,他們在心理上、人性上會被摧殘,形成的社會性格,又會成為這個社會和制度的破壞性能量。

什麼是社會性格?


要透視一個社會,必須走進它的內部,它的結構,它的社會性格,看哪些是支持它的運作的,哪些,又會是它的烈性炸藥。我們先來看兩幅司空見慣的畫面:

■ 2013年6月中旬,在廣州,27歲的湖南湘西人周永紅作出了一個艱難的決定,從一家外貿公司辭職,孤注一擲地“備戰”2014年的公務員考試。在辭職前,公務員一直是周永紅這個被買房壓力壓得喘不過氣來的小白領反感的對象。

■ 深圳富人圈流行喝人奶,甚至直接對著被僱傭的年輕奶媽的乳房喝。這一事件引起熱議後,有人跳出來為他們辯護了(姑且把這些人稱之為“辯護者”),說這都怨社會的畸形,為什麼就沒有人引導富人健康消費呢?

很容易就可以看到周永紅的“虛偽”,以及辯護者的“腦殘”之處。但這只是表層的真相。事實上,他們的言行,只是今天很多人的“集體選擇”的微小部分,可以說平淡無奇。奇怪的只是:這一切看上去是多麼的合理,而且是越來越合理。誰能去指責周永紅們“虛偽”呢?誰又能阻止人們作惡、變態時,振振有詞地把責任都推給“政府”、“社會”、“他人”呢?很容易就可以發現周永紅們、辯護者們,明顯地被今天的社會現狀弄成了某種人,而這種人恰恰又是這個現狀能夠維持下去不能缺少的。他們的所思所想,以及行動,隱約地透出一種既可以讓這個社會正常運作,也可以讓它玩不下去的東西——“社會性格”。

“社會性格”是美國社會學家、精神分析學家埃裡希·弗洛姆所使用的一個概念。借由對社會結構的心理分析,他曾經掏出了20世紀50年代西方社會的五臟六腑。資本主義的性格基礎也沒逃過他的眼睛。弗洛姆這樣解釋“社會性格”:“社會性格是指同一文化中的大多數人所共同具有的性格結構的核心……它不是一個統計學意義上的概念,不是在一個確定的文化中的大多數人身上能夠找到的性格特點的簡單總和……”話沒有說清楚。社會性格到底是什麼呢?這需要說到個人性格和社會性格的區別。

我們都知道個人性格是什麼:一個人可能孤僻,可能自卑,可能偏執,可能喜歡炫耀,諸如此類。它們屬於人的“第二本能”,不是天生的,而是在一個人的成長過程中形成。性格的功能,乃是讓一個人以某種心理—行為模式固定地和世界打交道,在心理上保護自己。換句話說,個人性格,類似於本能一樣,其實是一個人身上的某套自動保護裝置。這就是改變一個人的性格如此之難的原因,因為要在他的內心深處解除他的武裝。

社會性格呢?是社會上大多數人身上所共同具有的那些性格特點,並且,這些性格是人被既定的社會結構、政治制度、生產生活方式所改變,同時去適應的結果。專制制度的運行,必須把老百姓變成“羊”。而老百姓為了生存下去,也不得不讓自己像“羊”一樣,這一點和老百姓在個人性格上是否孤僻,是否自卑並沒有多大關聯。說白了,社會性格就是一種功能。為了政府能夠維持秩序,工廠能夠生產,商品能夠銷售,人們被塑造和引導應該這樣想這樣做,而不是那樣想那樣做,他們的心理能量,被調動起來維持整個社會的運轉,而不是破壞它。

標籤:【變狠】【人性】【羊性】【狼性】【攻擊性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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