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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學解析:昆德拉與上帝的笑聲

2017年02月02日 人格心理學 暫無評論 閱讀 19 ℃ 次

古希臘最偉大的思想家柏拉圖,為了實現他對哲人王的夢想,把詩人逐出了他的理想國。兩千年之後,或許是出於隱秘的報復,米蘭·昆德拉在他的詩學王國中毫不猶豫地將思想和德性加以放逐,將小說藝術推向了一個至尊榮耀的席位(至少與哲學和科學平起平坐),並且斷言小說是歐洲現代文明的母體之一,他說:“在我看來,現代紀元的奠基者不僅包括笛卡兒,還包括塞萬提斯。”他還說:“當黑格爾堅信自己已經掌握了宇宙歷史的絕對精神之時,福樓拜卻發現了愚昧。”他認為小說家是歐洲文明的主要塑造者,所以他還引用了法國哲學家喬朗的話,輕巧地把歐洲社會命名為“小說的社會”,把歐洲人說成“小說的兒子”。

被放逐的K


一九八五年春天,昆德拉在以色列被授予“耶路撒冷文學獎”,他在這個特殊的國家——這個長在歐洲體外的心臟——用帶有濃重捷克口音的法語宣讀了答謝辭,昆德拉對這篇答謝辭寄予厚望。他說:“當時我已想好,將這答謝辭作為我關於小說和歐洲的思考的句號,作為《小說的藝術》的壓卷之作。”

在這篇著名的講演稿中,他一再地重複一句猶太諺語:“人們一思考,上帝就發笑。”這句話昆德拉如此鍾愛,是因為其中埋藏著昆德拉關於小說藝術的重要密碼:推卸思想承擔(懸置道德律令,無限期地延緩價值判斷)和確立幽默為小說的本體。以此抵達存在。

笑,是靈魂的一種顫慄,電光一般迅疾。昆德拉說:“在十八世紀,斯特恩和狄德羅的幽默是拉伯雷式歡樂的一種深情的、還鄉般的追憶。”追憶是一種出神之境,令人遙想天外的事物,恍若上帝笑聲的迴響降臨大地。昆德拉說:“我喜歡想像某一天拉伯雷聽到了上帝的笑聲,遂生出要寫歐洲第一部偉大小說之念。”顯然,在昆德拉看來,偉大小說的誕生就是出於對上帝笑聲的回應,是對思的嘲弄。

昆德拉無限期地延緩價值判斷,是基於這樣的理由:

一、科學的興起把人推入一條專門化訓練的隧道。人越在知識方面有所進展,就越看不清作為一個整體的世界,看不清自己,於是就進一步陷入海德格爾用優美的、近乎神秘的術語所稱的“存在的遺忘”。一旦人被技術主義的幻想所超越,存在就被遮蔽和遺忘了,只有小說,才能將存在廓清,它是對被遺忘的存在的勇敢探索,從而將生活世界置於不滅的光照之下。他認為理性和思的批判品質一直伴隨著令人暈眩的簡化過程——對存在的簡化。於是,他懸置了判斷(對真和善沒有任何指向,不擔當道義的使命)。不再強調同一性,而強調了變奏性;不再強調一致性,而強調了差異性;不強調事件的結論,而強調事件的不安和飄搖不定。然後讓存在展現,讓作者從作品中隱去。

當然,他懸置的是判斷,而不是真正地懸置了思,這正是現象學大師胡塞爾的思想精髓。顯然,胡氏是昆德拉小說藝術的精神乳母。

二、還基於這樣一種理由:他已確信笛卡爾的理性已經逐一銷蝕了從中世紀繼承下來的全部價值。而所有理性所推崇的正面價值,如善、公義、平等、虔誠,在與非理性的現代戰役中已經一一敗北。在現實生活中,正像在卡夫卡的小說中一樣,人,被置於遼闊無邊的荒誕之中,生活在沒有來由的折磨之中,只有沒有人相信的暴力在幹著暴力的事情,或者說,戰爭在從事著戰爭的事業,罪惡在從事著罪惡的勾當,沒有了被告,也沒有了法官,這一切都成了沒來由的脫離了因果邏輯的事件。這樣,任何的道義指向和價值判斷都成了無的之矢。剩下來的,只有人物的無名衝動和焦慮不安,以及來自最意想不到的無窮無盡的背叛。

所以,留給小說的任務,只剩下了敘事,敘事成了意外的主角,成了變幻無窮的繆斯的化身,在盡著形式美學的重大使命,放棄了真和善的價值判斷,指向了意味悠長的審美狂舞。這種選擇在昆德拉的《六十三個詞》中洩露了秘密,他說:“美對於一個不再抱有希望的人來說,可能是最終的凱旋。”他在另外一個場合,也說過類似的話:“小說家則不製造種種觀念的重大問題,他是一個探索者,致力於揭示存在的某些尚不為人知的方面。他不醉心於他的聲音,而是醉心於他正在尋求的形式,只有那些和他夢想的要求相符合的形式才成為他作品的一部分。”

敘事,某種程度上也是一種描述,揭示遺忘和被遺忘,描述存在,描述幽默。

選擇這種敘事或描述的原因,主要是思的批判品質被擱置了,在小說藝術的王國中,思想被剝奪了公民權,成了遊蹤不定的幽靈。成了另外一種意義上的K。不過,這個K的遊蕩不是源於一種不安的召喚,而是被昆德拉無情放逐。

福樓拜是昆德拉所推崇的十九世紀的小說家之一,昆德拉十分欣賞福樓拜的一句話:“小說家是一個力求消失在作品背後的人。”實際上,小說家是無法從其作品中消失的,就像以上的這個K一樣,也無法被放逐,只不過變得更加隱秘罷了。

標籤:【懷疑主義】【胡塞爾】【笛卡爾】【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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