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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用故事重構生活?

2016年09月03日 人格心理學 暫無評論 閱讀 57 ℃ 次

寫下《百年孤獨》的馬爾克斯,在發表“我為何寫作”的演講時,講了這樣一個一直縈繞在心頭的故事。

從前,有個很小的村子,村裡住著個老太太,有兩個孩子。一天早晨老太太一臉愁容端來早飯。孩子們問她是怎麼了,她說;“我也不知道,一早起來,總覺得村裡會有大難。”

孩子們不以為然,笑她瞎想。兒子去打檯球,碰到一個雙著,位置極好,絕對一擊就中。對手跟他打賭,他擊不中這球。這兒子一桿出去,果真沒有擊中,就輸了一個比索。問他原因,他說,媽媽一早說村裡會有大難,我心慌。贏了錢的人回家去把這事一說,家人聽了說,“老人家的預感可笑不得,有時候真靈。”來做客的親戚出門買肉。她對賣肉的說:“稱1磅肉。”賣肉的正在切,她又說:“稱2磅的吧!都說會有大難,多備點好。”賣肉的把肉給了她。又來了一位太太,也說要稱1磅,賣肉的說:稱2磅吧!都說會有大難,得備點吃的,都在買。”賣肉的把肉給了她。又來了一位太太,也說要稱1磅,賣肉的說:“稱2磅吧!都說會有大難,得備點吃的,都在買。”那婦人說她孩子多,要了4磅。肉很快就賣光了,謠言也越傳越廣,後來村裡人什麼都不幹了,就等著出事。

下午兩點,天一如既往的熱。突然有人說,:“瞧,天真熱。” “村裡一直這麼熱!” 有人說,“這個點兒,沒這麼熱過!”“就是,沒這麼熱。” 街上沒人,廣場上也沒人,突然飛來一隻小鳥。大家驚慌失措都跑去看鳥。

“諸位,小鳥飛來是常事。”“沒錯,可不是在這個點兒。” 人們越來越緊張,萬念俱灰,想走又不敢走。有人說:“我是大老爺們兒,有什麼好怕的,我走!”說著,就把傢俱、孩子、牲口通通裝上車。大家眼睜睜地看著他走中央大道,都說:“他敢走,我們也走。”於是全村都開始收拾,物品、牲口通通帶走。就剩最後一撥人了,有人說:“還有房子呢!可別留在這兒遭難。”就一把火把房子給燒了,其他人也跟著燒,好比在經歷一場戰亂,個個抱頭鼠竄。人群中,就見那有預感的老太太說:“我就說會有大難,還說我瘋了!”(略有編寫)

讀到這個故事的時候,我剛剛上完敘事治療一階的課程。這個故事,強烈地喚起我對2003年的SARS、2011年日本海嘯核洩漏謠言爆發最激烈時的印象,如果理性在那時不發揮作用,基本上也可以造成我們的“大難”。馬爾克斯所講的故事,再次印證了“敘事”所具備的震撼。

事實上,在由美國敘事治療大師JillFreedman主導的敘事治療課程上,我也體驗到了這種震撼。即,你選擇如何敘事、如何相信,事情就會有不同的走向。而對敘事治療的學習,更能獲得一種全新的認識:每一個人的生活畫卷,都由無數多的事件組成,我們的目光會習慣性地落在一些主訴問題線上,從而形成一種固定套路,忽略了很多的可能性。現在,我們先從一個練習開始。

練習:寫自傳


為自己的傳記定一個主題,然後分成五章。這5個章節,可以以時間為脈絡,也可以任意設定。

寫好後,請在每兩個章節中加入一個新的章節。

這時,你將得到9個章節。請去掉一個對你而言最不重要的章節。

如果覺得去不掉,就請再次在每兩個章節之間加入一個新的章節。

如果可以去掉,就找一個朋友來幫你做練習:即,請對方把你去掉的那個章節,當做你的自傳中最重要的章節來發問:這麼重要的章節,你為何去掉?

在課堂上,我和來自台灣心靈工坊的王桂花搭檔。她按少年、青年、中年、老年設定了章節,最後去掉的是“葬禮”部分,那是她渴望在死去的時候得到的祝福和肯定。而我按角色分章節,去掉了“體驗者”這一章節。在彼此訪問對方的過程中,我們驚異地發現,被去掉的那個章節裡所蘊含的主題,竟是貫穿了自己一生的行為,並對生命有著重要的影響。

這個練習,發生在學習敘事治療第一天的上午。經由練習,我們都體驗到了一種貌似對立實則殊途同歸的東西—-被去掉、重要,而這就呈現出敘事治療的價值觀—-那些被我們忽略的故事裡,也有著重大的意義。

這也正是我在5天的敘事治療的課堂上反覆體驗到的魅力。它的魅力在於,生命可以譜出全新的體驗,建立新的力量,我們可以將目光從問題上移開,不再受困於此。

事實上,敘事治療作為西方後現代思潮發展出來的新的心理治療模式,有著非常強的開放性。“後現代主義者相信,人類測度並描繪宇宙的能力,任何一種精準、絕地、普世通用的方式,都有其極限。他們與現代主義者不同之處,在於他們的興趣放在例外,而非通則。”Jill Freedman在她的著作中說。

敘事治療很少去探討“你本質上是個什麼樣的人?”---這是一個個人主義的、固定化的問題;它更多會問“我們如何成為與這之前不同的我們?”----這是更關係取向的、流動的、富於變化性的問題。因為,敘事治療相信人是關係的產物。C.S.劉易斯曾說過:“根本沒有普通人。在公交車上,坐在你旁邊的每一個人,都有可能做出極端恐怖或者極端英勇的事情。”敘事治療的創立人,澳洲的麥可.懷特說過同樣的話:當你說一個人是有資源的,似乎意味著,他擁有好的資源和壞的資源,像個容器;但事實上,一個人,在某個時段表現出來的有可能是好的,換一個時段卻可能是惡魔似的。

這意味著我們很可能在別人眼裡形成自我---當你與不同人互動時,你展現出來的你是不一樣的。這是身份認同的力量。以關係的視角去看,我們就可以看到,在一個人的生活中,問題之所以成為問題,是與其置身於大的文化有關—-通過社會的規範,我們去衡量自己;不符合規範時,便會認為自己是有問題。

這是什麼意思?

讓我們來看看一個身邊案例。

有位37歲的職業女性(離異,上一段婚姻未生育),各方面條件都不錯,自視甚高,但因為年齡,仍然有些著急找對象,後來交往了一個,不是很滿意,但覺得有比沒有強。在大約交往1年時,意外懷孕,女方覺得自己年齡大了,再不要孩子就該要不了了,於是兩個人決定結婚。婚後,因為男方是單親家庭,因此堅持要與婆婆一起生活,結果在懷孕期間衝突不斷,導致這位女性非常想離婚。

在這個故事裡,我們經過討論,檢視出很多由文化建構出來的“必須”:

1.到了年齡要結婚的心態,“剩女“構成了問題:“都37歲的女子了,你為什麼不結婚啊”---不結婚是不正常的;

2.有了孩子一定要結婚,懷孕和結婚之間一定要劃等號嗎?奉子成婚;孩子一定是要在婚姻裡的;

3.打掉孩子是不正常的—我都到了這個年齡了,還沒孩子,是不應該的;我都這麼大了,如果還不要孩子,或者打胎的話,以後就沒有孩子了;女人應該有孩子;人流是不健康的;生不出孩子、沒有孩子是有缺陷的;

4.一定要和媽媽住在一起---孝順,特別是單親的母親;以男方為主;養兒防老,不能忘恩負義;

5.男女平等,做媳婦的就得對婆婆好;或者社會上流行觀念就是認為媳婦與婆婆是天敵---可能也會妨礙兩人和平相處;媳婦把自己視為傳宗接代的工具;

6.男人暴露情感,是不自然的、不成熟的;男人應該是強大的....

關於深嵌在觀念裡的“必須”,我們還可以繼續挖掘下去。而這正是社會建構加諸在每個人身上的東西。信仰、價值觀、制度、風俗、標記、法律、分工、性別....這些構成社會現實的諸多事務,都是由社會成員日復一日、代復一代互動建立起來的。我們理所當然認定了這一現實,從中建立自己的生活,並把它們當做強制事實。這就是制約和衝突的所在。對它們的檢視,或許就是讓我們在理所當然中,看到那些叢生的、不可調和的衝突是有解的。寫到這裡,想起不久前獲得奧斯卡最佳外語片獎的伊朗電影《納德與西敏-----一次別離》,他們夫妻最終的別離,恰恰是多層社會觀念制約的結果。

標籤:【故事】【敘事】【心理】【freedm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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