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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洛姆為精神分析插上了文化的翅膀(二)

2016年03月01日 人格心理學 暫無評論 閱讀 58 ℃ 次

作為20世紀一個舉足輕重的思想家,弗洛姆以他的一系列批判引人注目。作為法蘭克福學派的一員,一種對資本主義社會的病態“無情批判”的精神貫穿在他所有的著作中。作為一個精神分析學家、一個人道主義者,他在作品中則時時地體現出一種悲天憫人的衝動;而作為一個具有古老的猶太教的“救世情懷”的人,他更是熱衷於為人的存在困境指出一條路,儘管這條路在20世紀通向的只能是烏托邦。這一切都使得他在目睹人的異化的慘裂、社會的病入膏肓而憤懣難忍、痛心疾首之餘首先將目光投向了人,他的人學便是他的全部理論存在的邏輯支點。

任何一種批判都意味著對現存的否定並企圖確立另一種理論所指涉的存在,因此,無論是否定還是肯定都必須作出價值判斷,而這個價值判斷的發出者顯然只能是人本身,更準確地說是人的自由、尊嚴與權利。人是任何批判的“阿基米德點”,離開了這一支點和標準任何理論在道義上都將轟然倒地。然而由於人是社會性動物,人的自由、權利和尊嚴都具有社會屬性並按社會的指令進行編碼,因此它們常常被社會控制者或特定社會利益集團所曲解並加以利用。漂亮的話誰都會說,而任何一個政治利益集團都是說漂亮話的高手,任何一種美好的口號都會在他們的唾沫四濺中走向它所允許的反面。因此重要的是訴諸於對人性、人的需要本身的分析,而非任何一種為社會利益集團所揮舞的意識形態對人的這些屬性的界定。對人性與人的需要的揭示,便構成了弗洛姆批判的起點和前提。

在弗洛姆看來,人性既非一成不變,但也不是一張可任意塗抹的白紙。人性的進化極其緩慢,並不依時代環境而迅速改變。勿寧說,時代所賦予人的只是人的存在的形式,人的思維方式、生活方式等等。人具有時代的屬性,然而這並不觸及生命本體,也即不觸及人性,否則,他完全成了特定社會屬性的附屬物,物化為表現這些社會屬性的工具,使這些社會屬性通過人這一工具而“自我折射”,這正是一個真正的人道主義者所強烈反對的。然而儘管如此,人性並不是一種純粹的形而上學抽像實體而遊離於社會生活之外,它總要表現(不管是正常的表現還是病態的表現),而通過它的表現可以洞悉它。

因此,弗洛姆並不希翼給人性以一個傳統的形而上學的界定通過概念進行演繹,他更大的興趣是通過觀察人在各種特殊的個人、社會的環境中的反應推論出人性,特別是在病態的社會環境中通過人的病態行為來進行反證。在這種情境中,人的哪怕是他沒有意識到的細小的動作和反應都有可能暴露出他內心的秘密,即在人性支配下的各種動機、意識的流露。這反映了他的需要或厭惡。人能適應任何他的人性需要所拒斥的社會環境,然而這是以降低人的生命潛能、使他遭受生命的挫折為代價的,這種生命的受挫通過或明顯或不明顯的神經症表現出來。因此弗洛姆給人性的一些表現作出了說明:“力求活得精神健康、幸福、快樂、有活力是人的天性,只要他不是天生的精神上和道德上的白癡”。而這些人性的內容在社會現實生活中便表現為一系列的需要,這些需要既是人性的生活化,又緊緊地依附人的存在的本休論結構並受其支配。因此,探究人性可以轉化為對人的真正的需要進行探尋。

在1955年出版的《健全的社會》裡,弗洛姆指出:“人學的任務便是對可以稱之為‘人性’的東西作出正確的描述。人們通常所說的‘人性’,實際上只是人性的眾多表現形式之一,而且常常是病態的表現形式”。通過現實生活而表現出來的“人性”製造出太多的假象,這些假象只有放在精神分析的法眼下才能露出原形。這時,一種建立在人本結構基礎上的對人的真正需要的界定便顯得非常必需。弗洛姆由此提出了人的五種需要:聯繫的需要、超越的需要、尋根的需要、認同的需要、定向的需要。心理學家們似乎很熱衷為人們提供一幅人類的需要的階梯圖景。與此遙相呼應,美國心理學家馬斯洛也提出了人的五種需要,由低到高分別是:生理需要、安全需要、交往需要、尊重需要、自我實現需要。兩相比較,確實有異曲同工之妙,而且兩者都洞穿了支配 “人”這架“機器”運轉的需要的秘密。然而馬斯洛側重於從人的生理--心理結構上進行探究描述,而弗洛姆則從人的心理--本體結構上進行探秘尋幽。這更接近於一種人學的立場和更能看穿人的存在本體論結構所預示的人的命運。

從人在動物世界所處於的位置上講,他位於本能喪失最大的網狀節點的頂端。從自然家園裡走出意味著他與自然已喪失了一種原始的本能的聯繫。人成了一種社會性存在的生物,成了一個孤立無援的個體,因此他必須通過社會與他人重新尋找一種新的聯繫,否則他將湮滅於這個陌生恐怖的世界之中。這種聯繫可以通過與各超人的異化實體和力量處於一種共生結構中來獲得,也可以通過在保持自我獨立的基礎上以愛和創造性的工作與外界融為一體來獲得。前者將導致一種精神上的操縱和受操縱、人格上的主宰和屈服、精神肉體上的虐待和受虐待;而後者則能真正發揮人的創造性,促進人的生命力的成長,使人獲得幸福。

如果說聯繫的需要植根於人被拋入這個世界的無依無靠,那麼一旦人被時代、社會控制力量等進行“規定”,他總要超越於這個存在狀態。從人在宇宙存在鏈條上位於自然性和神性之間並從自然性出發,雖然永遠不可能到達但仍向神性走去來講,人本身就是一種不斷生成的存在物,他的存在本身便表現為不斷地揚棄既存狀態而永遠地向未來開放。因此,超越性的需要被人存在的本體論結構先在地給定。超越性的需要在現實生活中表現為掙脫偶在性、受動性和被規定性的束縛,表現為人對外界的一種“凌駕”,因此,創造和破壞都可以導致人“超越”的快感:“當人不能去創造時,他就會尋求破壞。不過,滿足創造的需要會導致幸福,而破壞則會對人,尤其是破壞者本人造成痛苦”。

與聯繫的需要緊密相聯,割斷了自然紐帶、喪失了存在的根基的人在“無根”中承受著孤獨和無助的煎熬。他必須尋找到新的生存根基,否則他的存在將分崩離析。這種需要實質上是渴望被一個溫暖的母體所收容。它既可以倒退回具有原始的粗鄙性質的偶像崇拜,也可以依靠理性和良心而為自己確定存在的根基,並通過愛獲得存在的意義。也許我們可以說,人不僅僅需要安身立命,他還需要獲得一種存在的確證。任何一種存在物的存在本身都意味著不斷地對自己的存在進行確立。因此,發現許多人想盡一切辦法地企圖讓別人認同自己,獲得一種自己存在的不可忽略性毫不令人吃驚。這是一種自我身份感的確立的需要,否則他將很難體驗到自己的主體性,他雖存在,但在心理上已灰飛煙滅:“人是可以說‘我’並知道自己是一個獨立個體的動物。……如果他無法獲得這種身份感,他就不可能保持神經的健全。”但這種需要既可在愛和創造性的環境中讓人獲得自我身份的確證,也可以通過認同於群體從群體的屬性中獲得虛假的自我確證,而後者實際上是恰恰取消了自我的身份感,湮滅於群體之中。

在弗洛姆看來,除了以上的需要,人還需要將自己安放在某種精神結構中,他的行動和獻身必須具備一定的目標、對像或者說定向參照:“人需要一種定向參照系,這種需要包含兩個層次。第一個層次是比較基本的,那就是無論如何得有某種定向參照,而不管這種參照是真的還是假的。只有當人有了這種滿足主觀願望的參照之後,他才能正常地生活。第二個層次是,人需要以理性來把握現實不,客觀地理解世界。但是,發展理性的需要不及發展定向參照的需要那麼迫切,因為對人來說,至關重要的是幸福和安寧,而不是精神的健康。”而同樣,這種定向的需要既可以在人被國家、民族、集體、市場、宗教等參照系所“定向”時獲得生存的意義,也可以在這些超人的異化與實體的“定向”中抽空自己的個性而受奴役。然而不管怎麼說,判定這一切的標準,“則總是從人性和人的發展角度”,以及從人的精神健全、人的生命力的成長的角度來加以考慮的。

標籤:【生存】【情感模式】【壓抑】【人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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